一段时间以来，发生在浙江温州一男子转让妻子的新闻受到人们广泛议论。这名姓余的花甲老人打出告示：因本人患癌症多年，现将我妻出让他人，并将房产赠出，并(每月)给其现金2000元作为生活费用。

先有人称赞老余为“中国好丈夫”，后又有报道，经医疗单位确诊老余的病根本不是什么癌症，对生命产生不了什么危害。议论中老余变成了“逃避责任”之徒。

老余对“逃避责任”并不完全否认，“三十多年了，照顾了这么久，我不算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吧？”他有些愤愤然地说，在老余看来，他如今能做到的“最大责任”，就是用自己全部的财产，为妻子找一个好一点的归宿。也让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，走得轻松一点。

老余有一个女儿，在荷兰。但老余并不打算让女儿回国照顾妻子，“我们之前已经通过电话了，她好多年没回家了，回趟家带两个孩子回来，要好几万，也做不了什么事。”老余说。

一个是几近瘫痪的妻子，一个是照顾病妻照顾烦了的丈夫，一个是身在国外回不来的女儿，这样的家庭人人都有苦衷、都有难处，面对那个需要别人照料的病人，老余感到累了，想用这种方式甩掉这个包袱；女儿也许生活得十分艰难，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拖家带口也不容易。所以，这个家庭面临的是无法维持的境地，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，这让人十分担心。

从这个家庭引发出一个让人思考的现实问题，那就是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、救治、病瘫照料等问题。

现在的家庭大多是一对夫妻需要照顾四位老人。生活中，有许多家庭已然成为空巢家庭，不是儿女早逝，就是远在天边，这样的家庭，老夫老妻身体还健康，能够照顾自己，那还是好的，而病重在床，那就是一个“难”字。

生老病死，人之必然。如今，大经济社会的结构下，社会功能在逐渐完善，家庭结构步入微化，空巢家庭越来越多，养老问题也显现出来。那么，在大经济社会结构下，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机构系统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。大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社会化养老，不是政府包办，而应依托市场经济功能，在法制规范下，在政府监督管理中，以经营为方式，以服务为主题，实现养老的社会化、规范化、功能化、服务化。养老的社会化，首先是有专业的服务团队来直接操作，他们应该是专业化的，服务项目应该是丰富完善的，他们的行为应该是受到法律约束的，并在政府监管下规范运作的。其次应该是收费的，按照养老者费用支出的不同，提供不同的养老服务，如集中养老，上门养老等等，在收费方式上，可以多样化，为以房养老等多种养老支出方式提供可能。